歌德与席勒：肝胆相照的友谊是怎样炼成的(2)

《浮士德》，[德]歌德 著，钱春绮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6月

弥足珍贵的“德性友爱”

体会到自然的教谕，

歌德、席勒这对德意志文坛上最为绚烂夺目的双子星，在为期十年的交往岁月里缔结下的深厚友情，堪称人间友谊的范本，一直以来广为世人称道。而直接见证这段光辉友谊的最佳文献材料，莫过于二人之间的来往书信。作为顶级文学家的歌德更是坦言：“书简是一个人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百年来，伟大人物都高度珍视自己的书信、日记这些私密的文字记录，哪怕在乱世的动荡岁月里，也要克服一切困难尽可能完整保留。

我们还容易形成一种错误认知，以为歌德、席勒能发展出如此的友谊，是因为两人都拥有大智高识的卓越头脑。其实不然，友情的含金量归根到底是由彼此向对方的开放程度所决定的。歌德后来在五幕喜剧《市民将军》中表达了这个意思：人和人之间要想实现互相承认，就必须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同时善于发现别人的殊胜之处并向他们学习。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做到尊重对方，成全自己，这样的友情就能天长地久。换言之，缔造歌德、席勒那样的友谊对于我们并非不可能。读者诸君，你们是否准备好了重新试试？

本书的正文开始于1794年6月，席勒邀请歌德给《季节女神》杂志供稿的书信（也是席勒写给歌德的第一封信），可以想见，此时的席勒在歌德的接引下已经打通思想的“任督二脉”，解决了最困扰他的分裂的难题，两人水到渠成地成为最亲密的朋友，无限美好的合作前景就此打开。席勒在写给歌德的第二封信中明确坦言：“您的精神的观念……点亮了心中的一盏灯，使我豁然开朗，领悟到了某些我一直拿不准的问题。我有好多抽象观念缺乏对象，缺乏实体，是您引导我获得了寻觅它们的线索……”放下对抽象思辨的执着，打破自我与现实的分离，席勒彻底解除了此前似是而非的知识观对自己的捆绑，自己的才智得以汇集到时代精神的洪流之中，文学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境界。

作为成年人，要想改造积习多年而形成的基本知识框架是极其痛苦的，并且免不了在原有思维定式的惯性作用下本能地自我维护，抗拒新思想。但席勒做到了。他在艰苦的哲学探索中开始犹犹豫豫地离开康德，一点一点向歌德挪近。1793年发表的《优美与尊严》中，他对“优美”的定义是“自由的游戏”，对“尊严”的定义是“对人的力量的伦理性的节制”，主张二者合一。然而书中对“真实尊严”与“虚妄尊严”的区分依然没有摆脱对象性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第二年他与歌德正式订交，这一年发表了《审美教育书简》，这本书中已经不见过去那种粗糙的感性和僵化的精神，感性生命与精神、与整个世界获得了和谐，在此过程中，对美的塑造和欣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接下来的1795/96年发表了《论素朴诗与伤感诗》，我们只需要摘录书中的一句话就足以看出，席勒彻底告别了康德，跟歌德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的战友：“优美配得上人，人配得上崇高、自由和幸福（den reinen D?mon），因为我们被规定了：在我们整个的感性范围之内，按照精神的律令之书去行动，所以崇高能和优美走到一起，帮助我们达到完整的总体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吴勇立；编辑：张进；校对：付春愔。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歌德对明快、富有生气之事物的喜好和向往，最终使他达到了精神与自然合一的境界，生命同时向着自然和精神打开，而且真理就在当下，无需外求。假如歌德懂得中文，有机会读到禅宗里“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的偈语，一定会由衷地击节赞叹。相比之下，康德的观念方式就太生硬太僵化了，按照他的学说，人跟自然、跟生命的源泉都是隔着的，人就是一个纯然的主体，用人为建构的知识一厢情愿地给作为客体的自然立法，强行要求整个自然服从人类知性的安排与调度——康德本人大概永远不会领会歌德说的“神韵葱茏”（Lebensfülle）是什么含义。

读到这些情感热烈的文字，读者诸君切不可忘记，歌德、席勒原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最初他们彼此的精神如隔深渊。通常情况下，“文人相轻”是更为多见的常态，自带光环、顾盼自雄的文学天才很少肯放低身段去承认和欣赏别人的殊胜优越之处，当然也就失去了不断提升自身的机会。尤其是此时席勒的声名日隆，《强盗》《阴谋与爱情》等作品叫好又叫座，歌德自《少年维特的烦恼》之后创作的作品都反响平平，下一部重新征服大众的叙事长诗《赫尔曼与德绿苔娅》要等到1796年在席勒的帮助、鼓励下才完成。总之，读者从这本书里直接看到的还是现成的友谊成果，而友谊形成道路的艰辛坎坷不是特别清晰。歌德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

文章来源：《肝胆胰外科杂志》 网址: http://www.gdywkzzgw.cn/zonghexinwen/2022/0924/760.html